俄国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很快就获得了接见，与上次的会见相比，速度快了很多。这也表明了清朝内部因为噶尔丹的变故，也引起了猜疑之心。康熙皇帝决定接受喀尔喀蒙古的投诚，在1688年就已经开始准备与噶尔丹作战。因此，为了减少一个敌人，清王朝需要尽快与俄国人解决边境。因此，经过一番不太冗长的谈判，康熙皇帝决定派遣使团再次前往色楞格斯克。

（尼布楚谈判情景）

没有想到清朝如此痛快地答应再次派遣使团，俄国使者就没有出示三个范本——既然总要谈，现在出示岂不是太跌份了？1689年5月17日，俄国使者在向戈洛文发出使团即将出发的函件后，也很快离开了北京。在清帝国使团出发前，索额图请示上意：“尼布楚、雅克萨既是我属所居地，臣等请以前议，以尼布楚为界，此内诸地皆归于我”。但是与噶尔丹的战争开始时并不是很顺利，康熙认为应该尽快与俄国达成协议，因此指示不要坚持尼布楚土地的归属，“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

如此，俄清双方，都力求尽快消除相互间的纠纷，并缔结和约，而且双方都有领土划界谈判方案的备用方案。康熙皇帝甚至派出了大批提前来到涅尔琴斯克，并授意使团，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军事行动，向俄人施加压力。康熙为此派出的总数约15000人，装备精良，因此在俄国人看来，这一场谈判就像是在清军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

莫斯科政府给予戈洛文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缔结和约，甚至决定一退再退，实在不行，就留下一些军事人员，将大队人马撤回莫斯科。因为当时的俄国内忧外患，乏力，还面临着土耳其的咄咄逼人的攻势。

然而最后的谈判结果，如果单纯从领土方面来看，清朝是吃亏的，因为俄国人的底线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历来属于清朝的尼布楚地区，成为了俄国的领土。但是更令人诧异的是俄国人的态度，俄国历史学家对《尼布楚条约》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积极的，认为大体上是个平等条约。另一种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吃了亏，而且是奇耻大辱。

这些人的理由有很奇葩，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在清朝的枪炮下，签订的，而且利用该条约占领了俄国在黑龙江领域的固有领土，持这种观点的而且不在少数。早在1740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勒就是这么评价《尼布楚条约》条约的：“由于戈洛文的畏惧，迫不得已几乎完全按照方面提出的条件来进行谈判的”，“这个条约使俄国人不仅丧失一大块领土，也丧失了阿穆尔河的航行权”。他们已经完全忽视了戈洛文在莫斯科政府毫无底线的底牌前，为俄国争取了那么多的领土和权益。在他们的设想中，清帝国的边界应该是在阿穆尔河以南数百公里的柳条边。

俄国人对此的解释是清帝国无视俄国人已经在此开拓30年（1643-1688）的事实，而固执地以领土安全而不是以客观现实为由要求获得阿穆尔河流域所有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由于清帝国有着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俄国人屈辱地放弃了自己的土地。由于有这样的论调，所以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俄国人对获得外东北地区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视为对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补偿和修正，是正当而且是正义的。

（清军向黑龙江流域进发）

可是俄国人选择性失忆的表述，是站在俄国人的立场上的。他们认为黑龙江流域是无主之地，可是这一片土地历史上数次内属，在明王朝和蒙古人的势力逐渐南移，满清在1630-1635年也重新确立了该地的。如果真要往上追溯，肃慎、獩貘等东北族系都是的属民，永乐时还在黑龙江出海口立了一块界碑，以宣示，何来无主之地的称谓？只是传统的朝贡秩序，只满足于边疆民族的朝贡，加之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向来缺少内地郡县制的改土归流，如此才为强人所乘。俄国人以此为由，岂不是强盗逻辑吗？可见即使放弃了尼布楚地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在事实上也确认了外东北地区以外的土地为无主之地，也没有换得俄国人的友谊。

更有人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和俄国两国联手瓜分蒙古人的土地，这一论点就更是大谬。是多民族国家，蒙古系出东胡，也为华夏遗脉，所属土地自然也是“五族共和”法理之内的土地。何谈要瓜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近代以来的，不知有多少人吟唱着《七子之歌》，投身于救亡运动，抛头颅、洒热血，用无量的牺牲才换回了如今的国土。土地乃是民族生存之根本，怎么可轻易予人？必然寸土必争。《尼布楚条约》在看来虽然勉强算是一个平等条约，如从深层次去探究，却也是一场谈判场上的失败以及土地意义认识上的无知。

文章来源：《中国航海》 网址: http://www.zghhzzs.cn/zonghexinwen/2022/1213/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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