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5月29日，康熙皇帝召见索额图、佟国纲、阿玛尼三位主要使臣，与他们交谈后，分别给予他们马匹、军刀、弓、长袍和其他贵重物品，以显示诸臣使命的重要性。 第二天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 使节们由骑兵队和辎重队随行，踏上了遥远的艰难之旅。 但是，此时

的使团的气氛应该是欢欣鼓舞的，因为在北方的战场上，清帝国获得了军事优势，因此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和底气自然要多的多。清帝国的全权使臣索额图上奏给康熙皇帝的奏章称“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这也得到了康熙的首肯，此即可作为清帝国的底牌，即要求获得黑龙江以及该水系所有河流的流域土地范围。

可是，当使团走出漠南蒙古地界，来到了漠北时，皇帝派出的使者截住了使团。喀尔喀诸汗与噶尔丹开战，这不仅阻碍了使团通过蒙古，还大大改变了整个边境地区的形势。噶尔丹战胜了喀尔喀诸汗，使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版图合并，使得致力于征服蒙古地区的北京感到不安。而且，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噶尔丹有可能与俄国结盟威胁到清帝国的国威。

（准噶尔汗国改变了清朝的策略）

卫拉特蒙古的准葛尔部的噶尔丹用了10年时间整合了西北蒙古各个部落，已然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1678年就噶尔丹就成为了“博硕克图汗”，喀尔喀蒙古部落也参加了典礼，算是承认了噶尔丹的势力。可是噶尔丹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他在西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合更多的力量，再次恢复元朝的疆域。对于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部落对北京的博格图汗（清朝皇帝）的臣服，噶尔丹视其为蒙奸。因此，在1688年噶尔丹大举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需要寻找外援来对抗噶尔丹，在综合权衡了盘踞在北方的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和北京的博格图汗后，最终派遣了使者来到了北京寻求庇护。

俄国人也感到很不安，本来俄国人就已经被清军击败，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才着急忙慌地跑到北京，冒着被奚落的风险请求谈判。好歹清朝政府同意谈判了，结果又整出了这出变故。谈判不成还在其次，如果清朝与蒙古人达成了某项协议，共同对付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势力，那么俄国人就将无立锥之地了。所以，莫斯科政府对戈洛文也发出了指示，如果清朝代表不到边境，就直接向北京派遣专门的使团送交俄中条约的文本，在北京签条约。

“信件范本”和三种“条约范本”都是在莫斯科制定的，他们连同诏书和国家外务衙门给戈洛文的要旨一并送达到戈洛文处。俄国人的底牌分别是：

第一个范本：确定以阿穆尔河（黑龙江）为边界，并载入条约，这是基本立场。此外，还制定了备用方案，如果的使臣不愿以阿穆尔河为界，就进行谈判，以到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为止的阿穆尔河为界。

第二个范本：如果以上的条件谈不拢，就力争以阿尔巴津要塞（雅克萨）为界，但要争取到阿穆尔河及上述贝斯特拉亚河沿岸的渔猎场。

第三个范本：如果经过最后的努力，方面仍不愿意以阿尔巴津为界，那么，就同意拆除阿尔巴津要塞，两国人员都不进入这一地区。

可是戈洛文并没有像莫斯科那样惊慌，他冷静地评估了形势，决定在受到北京关于使团会议的答复和澄清与蒙古诸汗之间的关系之前，暂缓派出使团到北京签约。按照戈洛文的私心来看，他可能丢不起这个人。如果俄国人果真选择在北京签约，以第三个范本来考虑，那么可以想象的是，整个东西伯利亚都将成为待议地区。

1688年9月，戈洛文主动征讨拒不与俄国合作蒙古的兀鲁斯（牙帐），以平定敌对的诸汗，用以解除外贝加尔地区不再受到蒙古骑兵的威胁，戈洛文此时手中的兵力不过2000人左右。

由于北疆的突然变故，康熙自然也派遣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当获悉俄国战胜了拒不合作的蒙古人，康熙皇帝就意识到要做好军事外交两手准备了。康熙皇帝集中了大批，人数约合2万人，做好一切准备在春季开赴俄国边城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同时，还命令使团带着大批和武器前往参加使团会议，一路去色楞格斯克，一路去涅尔琴斯克。这根本就不是去谈判的，就像是秦赵渑池之会，双方都是剑拔弩张的态势。

戈洛文也沉不住气了，在给莫斯科的信中，戈洛文表示担心满清联合蒙古发起两路进攻——一路攻向涅尔琴斯克，一路攻向色楞格斯克。他担心，他手里的兵力太少，不可能在两路设防。因此，俄国使者决定加速缔结俄中条约，以免夜长梦多。可是，当俄国的使者带着三个条约的范本前往北京时，俄国使团内部发生了分歧，涅尔琴斯克的督军伊.叶.弗拉索夫拒绝在规定拆除阿尔巴津堡的第三个条约范本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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